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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历史沉浮的标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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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12-15 23:18  来源:同舟共进   作者:施京吾   阅读:

冯友兰历史沉浮的标本意义

  在我相当年轻时,曾与一位年纪相仿的朋友豪情万丈、异想天开地打算写一部儒家思想流变的专著,在提纲中小兄弟俩狂妄地表示:“冯友兰说他对传统理学的继承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从而开创了新理学。那么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既不是‘照着讲’,也不仅是‘接着讲’,而是‘重新讲’。”——启发来自冯友兰先生,但思想资源却属于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思潮;尽管认识到中国文化需要重新诠释,总体上却是持批判乃至否定态度。

  冯友兰是中国近代以来泰斗级哲学大师。辛亥之变,中国进入现代史纪元,冯友兰恰逢其时,成为现代哲学史上“最先具备哲学史家资格的学者”,是新理学的创始人、新儒家的开拓者。他最重要的三部哲学著作为《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和《中国哲学史新编》。其中《贞元六书》又由六部哲学著作组成。这三部著作俱为鸿篇巨制,蔚为大观。

  冯曾自撰一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不仅可以作为他学术思想的注脚,亦是他人生履历的注脚。他经历了1911和1949近代中国的两次重大鼎革,因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卓越成就和极高地位,又让他有了与两个不同时代的政治领袖直接交往的机会。20世纪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使冯友兰在波涛滚滚的历史巨浪中沉浮。他的一生成为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典写照,具有标本意义。

  【家学深厚,出类拔萃】

  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12月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冯家是远近闻名的书香门第,由于家学醇厚,冯友兰并未在门馆开蒙读书,接受的是家塾教育,起点就高,加之资质聪慧,自小就奠定深厚国学功底。1904年冯友兰父亲冯台异到湖北的武汉方言学堂任职,举家迁徙。此正值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动荡剧烈,旧学没落,新学兴起,各地纷纷开办新式学堂。在武汉期间,年仅9岁的冯友兰接受的依然是家庭教育,因冯台异任职新式学堂,又将新学堂教育方式带入家门,冯友兰由此打下西学基础。

  不久,冯台异调任湖北崇阳县知县,成为当地的父母官。1908年冯友兰13岁时,父亲冯台异因病暴卒于崇阳任上,打乱了冯友兰的生活轨迹。他遂回到唐河老家,在继续了两年家塾教育后,15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取中州公学,接着又考取了武昌中华学校和上海中国公学,这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两所中学。此时,民国纪元已经开始。

  公学教育以新学为主,这对已拥有深厚国学功底的冯友兰知识结构的调整,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对照西方的逻辑体系,冯友兰对中国文化不断产生新的想法,但中国的教员们却无力解释这些问题。冯友兰遂向其班主任李登辉表示今后要学哲学。学习哲学,在今天不过是一门学科罢了,但在当年,哲学之堂奥深不可测,乃圣贤之学,班主任李登辉当即作出这一判断:“你要当孔夫子呀。”冯友兰心志,堪比鸿鹄。

  【西行游学,眼界开阔】

  1915年,20岁的冯友兰从中国公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这是当年中国唯一开设哲学课程的学校。从此,他开始了自己的哲学生涯。

  当时的北大可谓人文荟萃,各种观念在校园内碰撞激荡,既有坚持守旧的辜鸿铭、黄侃、刘师培,又有崇尚新学的沈尹默兄弟以及马裕藻、钱玄同等。给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的主要业师是马叙伦、陈介石和陈汉章。1916年底,蔡元培被聘为北大校长,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更成北大校风,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等俱成北大名师,这使得冯友兰“觉得心胸一天一天地开朗,眼界一天一天地广阔”。其时,梁漱溟仅比冯友兰大两岁,胡适也不过长冯4岁,虽然胡适并未向他直接传授学业,但治学方式已令冯友兰“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

  1918年6月冯友兰北大毕业,回河南做了一年教师。1919年6月,他考取官费留学美国资格,并接受胡适建议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西方哲学。在美求学期间,冯友兰感受最深的,大约是美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正立足于高度发达的精神文化生活基础之上,因此,他提倡文理并重。

  冯接触了大量欧美哲学家的原典,更倾心当时风靡一时的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并从柏格森的哲学意图中发现了中国哲学之短:“以‘心’下手研究的人民,一定不知道什么是精密的确定,不知道或然、不能与确然、必然之分别。”在后来的哲学生涯中,他弃心学而拾理学,创建新理学,有为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定义,使之精密化、逻辑化、体系化之意。

  1923年冯友兰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大学博士学位,8月归国,立刻进入中州大学(河南大学前身)任文科主任,此后又先后执教中山大学和燕京大学。1928年国民政府将清华学校改建为国立清华大学,任命罗家伦为校长,冯友兰应邀投奔清华任秘书长和哲学教授,与金岳霖、杨振声、陈寅恪并称清华四巨头。年仅33岁的冯友兰开始了他人生最富华章的阶段。

  进入清华大学任教并担任校秘书长,意味着冯友兰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他于次年完成了《中国哲学史》上卷的写作。

  【宣讲唯物,锒铛入狱】

  1930年5月22日,罗家伦辞去清华校长职务,冯友兰则被推选为文学院院长,并与理学院院长叶企孙轮流主持清华校务。1931年“九一八”事变,全国哗然,群情激奋,清华自不例外,学生们不仅组织南下请愿团到南京政府请愿,吴其昌教授甚至前往南京绝食请愿。此时,主持校务的冯友兰一面组织各种致电、捐款抗日行动,一面又要抚慰学生。在由其执笔的劝释布告中写道:“知识即权力。此言可深念也……无论中国亡与不亡,十余年后一切事皆在诸同学肩上,如今日牺牲学业,异日何能担当大事?”此后在对日问题上,冯友兰多次致电国民政府敦促抗日,而中央政府也从未放弃抗战立场。

  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清华大学开始了梅校长和冯院长主治的格局,一直维系到1949年方告结束。正是这18年的时间里,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的写作,宣告冯友兰哲学体系的成功建构。而他后来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在笔者看来,是在已形成体系中的一种视角转换。

  1933年,冯友兰获出国休假讲学机会,因国外出入关手续复杂,他不满欧洲各国之间的分离状况,访苏的经历更让他对大一统念念不忘。

  20世纪30年代有一股世界性红色浪潮,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人们对市场经济投下怀疑目光,而苏联计划经济在这个时期取得不凡成就,许多知识分子纷纷前往苏联观摩,如纪德、罗曼·罗兰等,而中国亦有胡适人等。同为访问,观感却大不一样,纪德发表了《访苏联归来》,罗曼·罗兰则写下《莫斯科日记》,对苏联的“成就”均有所怀疑,而中国学者则多半信以为真。究其原因,实质是中西学者拥有的背景各不相同。冯友兰亦对苏联的成就表示赞赏。而他在英国讲学期间可以阅读到马克思主义著作,对历史唯物主义又有所认识,苏联的情形更使其动心。回国后,他多次撰文、发表演讲,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原理以及在中国哲学中的应用。

  冯友兰没有想到的是,此正值国共关系最为紧张时刻之一,他的表现引起了北平当局的注意,国民党以共党嫌疑为由于1934年11月28日将其逮捕。这一举动引起了轩然大波,梅贻琦、蒋梦麟、胡适、傅斯年等立刻出面营救。实际上,冯友兰与共产党素无瓜葛,他的演讲及文章也多是学理上的阐述,这种“逮捕”行为弄得国民政府相当尴尬,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出面,下令释放冯友兰。第二天,冯即回到清华大学办公室。事后,鲁迅在12月18日给杨霁云的信中写到:“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捕,可以推知其他了。”但冯本人反而相当低调地处理了这一事件,除如实介绍自己被捕经过外,并未对当局进行任何指责。冯友兰毕竟儒生,在他精神内部起作用的依然是忠孝礼义,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毕竟是学理上的,而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意义恰恰是为了保存最核心的价值观,这如同他宣讲历史唯物主义一样,学理上是一致的。

  不过,冯友兰对左翼运动还是抱有相当同情,如黄诚、姚依林、蒋南翔这些左翼激进学生都受过他保护。

  【开创学派,独步联大】

  在那个年代,冯友兰是国家意识比较强烈的一位学者,他的国家就是中华民国,抗战时期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

  抗战爆发,西南联大成立。山河破碎,冯友兰的心境颇为黯淡:“破城国亡日色昏,别妻抛子离家门;孟光不向人前送,怕使征夫见泪痕。”正是其心境写照。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继续担任文学院院长。这时的他更加勤勉,《贞元六书》就是这个时期完成的,他的学术地位几乎到了无可匹敌的地步。西南联大由三所名校组成,大教授们济济一堂,即便如刘文典般的狂傲学者,都认为西南联大只有“三个教授”,一为陈寅恪,一为冯友兰,而他自己与唐兰各占半个。

  长期盘踞云南的“云南王”龙云,与国民政府长期存在矛盾,中共则利用这种矛盾宣传反蒋,云南左翼势力相当强大。当时国民政府是一个威权政府,虽然战事吃紧,但教授们依然希望政府能开民主宪政之先河。西南联大教授们于1943年联名请愿,敦请蒋介石进行宪政改革,分权立宪走民主化道路。信由冯友兰执笔,言辞相当恳切,信中写道:“昔清室迟迟不肯实行宪政,以致失去人心,使本党得以成功。前事不远可为殷鉴。”并言:“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至”。蒋介石读到此信,被冯友兰的诚恳态度感动,“为之动容为之泪下”,不久即复信表示同意实行立宪。抗战结束后,果然启动了民国立宪大会实施宪法。雷海宗曾对冯友兰说:“即便你的书都失传了,这一篇文章也可以使你不朽。”遗憾的是,这封信却失传了,实在令人遗憾。好在他还给我们留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碑文》,后人大可从中感受到冯友兰的不凡气韵。

  抗战末期,全国被漫长而艰苦的战争拖得精疲力竭,前方兵源吃紧,国民政府发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动员令,号召青年学生投笔从戎,奔赴抗战第一线。冯友兰自然积极支持政府号召,其子冯钟辽就是一位抗战将士。然而国难当头,却有人指责冯友兰为国民政府出力。随着抗战结束,西南联大的使命也告结束。1946年8月,冯友兰再度赴美讲学,此时国内已陷于内战之中。冯友兰本可以留在美国,但在他内心深处发生作用的依然是文化本位主义,在他看来,不论哪朝哪代“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这种思想始终支配着他直到政权交接之后。

  经过一年半的游学,冯友兰于1948年3月回到北平,9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这时的国民政府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嗣后,校长梅贻琦追随蒋介石离开清华,维持学校教学工作的重任就落到了冯友兰身上。国民政府溃败,大部分师生没有离开大陆,对于清华的教授们来说,背井离乡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家庭、事业或许也将跟着离散,如此状态下,他们接受了新政权。1949年1月10日,军管会前来接管,冯友兰及其同事的命运走上新旅程。军管会接管之后,国民政府依然向教授们发放救济粮和工资。

  总的说来,在国民政府期间,冯友兰对政府有批评,有指责,有抗议,但更多的是合作和认同。这并不奇怪,他的主要学术成就是在这个时代取得的,他的学术地位、社会影响也是在这个时代确立的,这个时代的国民政府对大部分人来说是法统。冯友兰在昆明期间,每至重庆讲学,都能受到蒋介石的接待宴请,在冯母去世时,蒋介石还亲笔题词宽慰。冯友兰的这种待遇,后来被造反派称为“御用文人”,属于“反动之极”。

  军管会接管后,冯友兰依然按旧时的规则行事,与军管会的合作很不密切。一方面他对政治并不热心,要保持学术与政治的距离;另一方面是他的自负使然——即便是新政,自己也该能用得上。以致中共定都周恩来向他征询意见,他给周碰了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从学校的观点看,能够远离政治就好一些。”

  【政权鼎革,命运逆转】

  新旧交替的冲突,使冯友兰这位清华大管家感到力不从心、难以胜任了。他逐一请辞一系列行政职务,新政府很快就给予批准,并表示冯的思想“跟党不合”,对他提出“反省自己的反动言行”的明确要求。冯友兰似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1949年10月5日致信毛泽东,承认自己过去传授的是封建哲学,是为国民党服务的,要学习马克思主义,重新写作哲学史。很快,毛泽东于10月13日回信,虽然对冯友兰的态度表示欢迎,态度却相当不客气:“像你这样的人……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从此,冯友兰开始“进步”了。

  他于1950年1月在《新华日报》发表《一年学习的总结》,说总觉得自己“也是向上发展中”,认为自己“已经开始知道以前的不进步,这当然也可以算是一个进步。”但问题却不仅在于他是否知道自己“以前的不进步”,更重要的在于他需要知道,到底进步到何种地步才算真正的“进步”。

  往后一个接一个的运动,迅速摧毁了中国的传统社会,这显而易见的变化对冯友兰当然有所触动,他想努力迎合革命。此时,他虽不复旧时风光,但也没有被彻底抛弃,土改、人代会、出访还都有他一份,只是这些活动都必须是以自我否定为前提的,而不再是讲学、传授。1951年9月,冯友兰随中国文化代表团前往印度、缅甸访问,印度德里大学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可印度人不了解中国的政治行情,授奖的依据是他的《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结果外交部指示冯友兰自己出面“澄清”。无奈中,冯友兰不得不当众声称自己“过去的学术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

  结束对印缅访问已是1952年1月,国内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三反”、“五反”运动,清华大学借此对冯友兰展开全面批判。他在民国时代的所作所为俱被视为反动言行,冯友兰诚惶诚恐、不知所措,经过反复批判,他否定自己历史的调门越来越高。

  随后,全国高校于1952年9月进行院系调整,全面照抄苏联模式。冯友兰调入北京大学,被聘为“四级教授”,这既是对他学术的否定,也是对他的考验。冯友兰对此自然是不满的,但他依然觉得自己尚能“辅新命”,尚能用新思想解释旧历史,在学术上并没有放弃。到1954年,他的教授级别又被调整至“一级”,并担任了北大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次年又被聘为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生活的稳定和学术地位的恢复,使他产生了归宿感,而“新命”已定,冯友兰渐渐熟悉了这种生活。在各种不间断的批判中,他既批判自己,也批判别人,不论是昔日师长还是朋友,让他批谁就批谁,党号召批谁他就跟着批谁。尔后,他还有了多次面见毛泽东的机会,虽然毛的态度一如既往地居高临下,对他却不再咄咄逼人,特别是1957年“反右”前几个月,冯友兰与毛泽东有两次面见的机会,这竟然让冯友兰产生了可以与毛共事的感觉:“毛泽东叫我参加党的会议,这就是认为可以共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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